2008年初，终于把新版《鲁迅全集》一套18本买回来。990元，许多人都觉得贵，我也认为不便宜，但还是决定买。我不研究鲁迅，为什么要买《鲁迅全集》呢？许多事情大概是没办法追问原因的，比如，买《鲁迅全集》就没什么道理好讲，只是觉得应该买一套。有一套在身边，心里好像才能踏实。
其实，在这之前，
毕业之后，工资甚低，书却逐渐买得多了起来。一次逛书店，偶然发现有鲁迅著作的单行本，一看是1973年版的，白皮，小32开本，但价钱实在是便宜。我这几本中，最贵的是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，只有四毛六，薄薄的一本《野草》才两毛钱。我把书店里的单行本悉数买回，总共9本。这个版本无注释，而且又严重不齐，但我似乎开始有了自己的“《鲁迅全集》”。那两年，配合着这套《鲁迅全集》，我细读了一遍刘再复先生的《鲁迅美学思想论稿》――这是一本购买于鲁迅故乡的书。1986年，我陪系主任去苏杭一带为学校购书，至今依然纳闷此等好事如何就落到了自己头上。系主任也讲“现代文学史”，又研究鲁迅，绍兴自然是必去的。记得那是四月，北方还有寒意，南方早已遍野春光。我们在绍兴城里走走停停，赏百草园，观三味书屋，然后在咸亨酒店里坐下来，要黄酒一碗，茴香豆一碟。酒和豆横竖没吃出什么滋味来，却记住了店里的一副对联：“店小名气大，老酒醉人多。”20年一晃就过去了，后来再也没去过绍兴，不知那副对联可还在否？
后来就跑到山东读起了研究生。因为是文艺学专业，导师又总是催逼着我们在西方文论处下功夫，鲁迅的书就暂时不去想它了，只是买过一本鲁迅翻译的《苦闷的象征 出了象牙之塔》。当时研究生还没有批量生产，也就比较金贵，金贵的结果是一个年级配有一个学习室。――那可真是个自在的地方，偌大的空间稀稀疏疏摆放几张书桌，我就常常置脚丫于桌上，身体成一“√”，方才抽烟翻书。累了与人扯几句淡话，要不就干脆练起了拳脚。学习室有一矮胖柜子，铁将军把门。但那柜子似乎年代久远，四周缝隙宽大，眼睛凑上去瞄，里面塞得满满的书。当时我辈均为青壮小伙，力比多过剩，又无处发泄，便时常拿那柜子出气。这个揣一脚，那个摇两下，日久天长，缝隙越发宽大。终于有一天，柜子没形了，里面的书撑胀着，似乎要夺路而逃。当然，它们是逃不掉的。一日，我等数人一阵连环脚后，柜子轰然卧地，我辈便如土匪下山，一阵哄抢。别人抢了些什么我都忘却了，我只知道自己抢的是鲁迅著作的单行本。抢到手后，剔除那些重复的，不多不少又是9本。
这套单行本大概许多人没见过。红皮，扉页上印有“人民文学出版社”字样，却并非正式出版，而是“征求意见本”。书内有出版社一页“编印说明”，曰：
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，我们准备陆续出版鲁迅著作单行本的注释本，由各地工农兵理论队伍和大学革命师生分别担任各书的注释工作。为慎重起见，各书的注释初稿我们将陆续排印少量征求意见。恳切希望同志们就题解和注释的内容、文字等各方面提出宝贵意见，以便我们据以修改。意见请径寄我社鲁迅著作编辑室。
后书落款日期。这9本中，最早的日期是1977年3月，最晚的是1978年5月。这套单行本注释详尽，但注释者也确如“编印说明”所言，是工农兵与革命师生共同劳动的结果。比如，《准风月谈》的注释者是“鞍山钢铁公司工人理论组”和“辽宁大学中文系”，《两地书》的注释者是“三七五一四部队理论组”和“厦门大学中文系”。但似乎没见有“大寨理论组”或“小靳庄理论组”与某所大学革命师生联合注释的本子。那个年代，乍暖还寒，出版社注释鲁迅，居然要发动革命群众。今天看来，此举可谓搞笑，但在当时，却也十分正常。
有了九九一十八册单行本，我的《鲁迅全集》的队伍显然壮大了许多，再买全套的精装本就觉得有点亏。有一段时间，找鲁迅的单行本成了我购书的一项主要任务。我去图书馆抄齐了鲁迅著作的单集目录，又划掉自己已有的，便时常揣着书条在书店里转悠。有一天，终于发现了1995年印刷的一套单行本，便买回来6册。这6册书压膜封面，又套印着最初成书的封面，简洁明快，清新可人。不过，看版权页，与1981年版的《鲁迅全集》似有不同。因为书上标明的版本有1979年的，有1980年的，还有1993年的。其中《集外集》标明的还是1973年的，注释做得却井井有条。为什么自己那几册1973年的没有注释呢？至今依然没弄清楚。
慢慢地，我明白凭单行本是凑不齐《鲁迅全集》的。比如，鲁迅的书信、日记会出单行本吗？我至今没见过，恐怕也确实不曾出过吧。为了让自己的《鲁迅全集》成个样子，看来必须得买一些精装本了。1997年盛夏的某一天，突然发现书店里摆出一些《鲁迅全集》，瞧一瞧，显然是库存积压之书，并不成套，却是正中下怀。立刻回家找书条，细比照，一下子买回来5本。当时书店亦有“日记”两卷，但拿起来放下几次，终于没买。那个年代，囊中依然羞涩，一本书在手，常常反复掂量，才能决定取舍。既然已做成5本精装书的大买卖，那两本就决定暂时放弃。不久，谢泳兄赠书一册：《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》，见里面收有《鲁迅、郁达夫日记的比较阅读》一文，粗粗一读，便有收获，急忙去书店寻那两卷日记。然而，存放《鲁迅全集》的书架却已旧貌换新颜。一时怅然若失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庆幸的是，除日记和对我来说用处不大的最后一卷“索引”外，我的《鲁迅全集》已经齐整。这是我仔细核对之后的结论。
搜集《鲁迅全集》的那些年月，我正在一所高校教书，却从来也没讲过“现代文学史”，鲁迅便成了我的私人爱好。及至来北京求学，迫于生计，不得不去一个地方讲课。联系人告我只有“现代文学”，敢不敢讲。心想，靠《鲁迅全集》撑腰垫底之人，岂有不敢讲之理？于是便应承下来。凡三轮，课上得好不好且不去管它，只知自己小有收获，或许这就叫得鱼忘筌？讲作家作品，须得知人论世，就把与鲁迅相关的“家当”先弄到北京，并陆续添置些家当。这些家当中，王晓明的《无法直面的人生――鲁迅传》初读甚喜，后来一琢磨，觉得又有矫枉过正之嫌。林贤治的《鲁迅的最后10年》买来便读，当时正值“非典”初起，民间疑云密布，不禁感慨。日本人藤井省三的《鲁迅〈故乡〉阅读史――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》，从一篇作品看中国大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，其治学功夫不由得让人心生敬佩。钱理群先生的书前有《心灵的探寻》压箱底，后有《与鲁迅相遇》置案头，却只是读到他在《文艺争鸣》上的连载文章时才有了震撼，此文名为《鲁迅：远行之后（1949－2001）》。读周海婴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，上记罗稷南在1957年问毛泽东：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，他可能会怎样？毛沉思片刻，冲口而出：以我的估计，他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，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。读到此处，始而震惊，继而沉思。海婴写到此处，说是“孤证”。后来“毛罗对话”众说纷纭，黄宗英始出面作证。我却觉得夯实与否也许已不太重要。以前不是常说，“艺术真实”比“生活真实”更真实吗？我们何不把它当作来自“生活真实”的“艺术真实”？
近水楼台，还听过王富仁先生的一次讲演。那是2001年的10月16号，我早早就去到那个能放200多人的阶梯教室占座位。他讲“鲁迅与21世纪的中国人文精神”，却从古及今，纵横开阖，时有冷嘲热讽隔山打牛之语呼啸而至，台下顿时掌声一片。1994年春，借开会之机，曾随数人去王先生家拜访。王先生先是给我们散纸烟，然后就谈笑风生，笑声和着烟雾在室内游走，至今不能忘怀。然而，我还没毕业的时候，就传出王先生要远走南方，忽然便有失落之感。我想，就像我有一套《鲁迅全集》心里才踏实，北师大没有王富仁岂可踏实乎？那次听他演讲，许多人可能是为了“过瘾”。我除了这“过瘾”，或许还有一层送行的意思吧。
2005年夏，坐夕发朝至的车，我去上海“办事”，且决计当天就赶回北京。此前上海只去过一次，还是当年与那位系主任转车路过，匆忙得几乎没有留下过多少印象。至中午，事已办完，车依然是夕发朝至，就决定去鲁迅故居看看。遂购一地图，先确定自己的位置，然后丈量去鲁迅故居的距离。叫出租车，说要去山阴路看鲁迅，司机便大包大揽答应送到。然而，他终于也没有找到确切位置。我想是不能怪他的，就让他在鲁迅公园门口把我放下，继续打听。问三五人，始见“大陆新村9号院”。时值正午，七八个结伴的日本游客刚走，解说员就陪我一人在那三层小楼上下走动。她给我讲解这个房子每一层的功能，我问，为什么孩子和保姆的房间要放在三层呢？答曰：三层阳光好。
我在刺眼的阳光下走出大陆新村，也走过环绕着鲁迅故居的住户和门前那个修自行车的老头儿，然后径直前往鲁迅公园。在这个不大的园子里，我静静地坐了一下午，想着一些大大咧咧的说法。有人断言，鲁迅的世纪渐行渐远，胡适的世纪已然来临。这种说法也许有点道理吧，因为自从读了胡明先生的《胡适传论》，我对胡适的看法已改变了许多，但我依然时常怀疑。我在想，一个后极权主义的时代，不可能与奥威尔《一九八四》里的描述有太大差别。
也许，就是在那个园子里，我决定必须买一套新版的《鲁迅全集》。如今，这套《鲁迅全集》已经摆放在我的书架上，与它一并买回来的还有曹聚仁的《鲁迅评传》，王彬彬的《往事何堪哀》。而那套参差错落的《鲁迅全集》，就并排站在新版的《鲁迅全集》旁边，它们相互问候之后就一齐盯向它的主人，仿佛是在询问：你的重新阅读什么时候开始？
(本文编辑:钱振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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